毛泽东为何说不杀潘汉年等人是“杀了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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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25 13:48:14    来源:澎湃新闻网 参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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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以及1962年1月30日在中央七千人会议上作报告时,都提到了潘汉年,说“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于是先判十五年,后加判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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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夫妇 资料图

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吴基民,原题:潘汉年案的关键人物胡均鹤:游走在天堂与地狱之间,节选

1955年,毛泽东做出逮捕潘汉年的决定时,此事的当事人汪、李两人早已死去,参加会见的汪精卫秘书陈春圃也已死了,唯一活着的胡均鹤正关在狱中,成了仅有的一个见证人。

李士群死了以后,汪伪撤销了“特工总部”,另成立“政治保卫局”,由原军统特务头子万里浪和胡均鹤分任正、副局长。以后,“政治保卫局”又分设了专门管辖上海地区的第一局、专门管辖南京地区的第二局,胡均鹤兼任第二局局长。

抗战胜利后,胡均鹤被国民党当局判处十年徒刑,关进了南京老虎桥监狱。在审讯的关键时刻徐兆麟替他说了好话。1949年初,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为了给共产党增添麻烦,将在狱中关押的罪犯统统放了出来。赵尚芸将胡均鹤先送到上海小住几天,随即回到了苏州老家。

在狱中,胡均鹤就已经细细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他对共产党并不陌生,不少共产党要员曾经是他的同事和朋友。但他是共产党通报过的大叛徒,做过汉奸,共产党是否会饶恕他?他苦思冥想,又想到了潘汉年。

在从南京到上海的途中,胡均鹤在无锡碰到了刘毅,此刻刘毅也正无所事事闲赋在家,于是两人商定由刘毅到香港去找潘汉年。虽然胡均鹤经济十分困难,但还是拿出了几十块银元,给刘毅当路费。赵尚芸还从手上褪下了一枚金戒指给刘毅作盘缠。刘毅没有辜负胡均鹤和赵尚芸的嘱托,在香港找到了潘汉年,潘汉年要他们到丹阳去找饶漱石、杨帆,同时将这一情况通知了饶漱石和杨帆。

3月,胡均鹤在苏州碰到了他的另一位部下孙洵,孙洵也向胡表示了要寻找人民解放军的愿望。于是胡均鹤又写了一封信托孙洵到丹阳去寻找潘汉年。他不晓得潘汉年并不在丹阳,这封信辗转多人送到了潘汉年的手里,潘汉年同样带口信给孙洵,要他自己和胡均鹤到丹阳来找解放军。1949年4月,就在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之际,胡均鹤鼓足勇气来到丹阳,参加了解放军。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胡均鹤在苏州还曾碰到过准备待苏州解放后潜伏下来的中统特务苏麟国,胡均鹤一到丹阳,苏州刚巧解放,苏麟国便成了胡献给解放军的见面礼。

潘汉年、杨帆敢于起用胡均鹤这样的人物,除了潘汉年曾两次向中央社会局报告并获得他们的同意外,饶漱石显然也是知晓的。饶漱石与胡均鹤在二三十年代共过事,但此时两人身份已大相径庭,为了表示对弃暗投明者的鼓励,同时“不忘故人”,饶漱石还故意安排了这么一出戏:他让杨帆找胡均鹤谈话,然后装着自己路过此处,“碰巧”与胡均鹤见上了一面……

上海解放后,胡均鹤被委任为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主任和专员,平时也身着军装,时常在公安局露脸。此事经饶漱石批准,陈毅和潘汉年都是知道的。胡均鹤解放后确实是一心一意为共产党工作。他主动向公安部门提供了一份“已予运用及可予运用之沪地伪两统(指中统和军统——笔者注)人员表”,供公安部门在肃反时参考使用。他先后提供了一千多起国民党特务活动的线索,协助抓获了四百多名国民党潜伏特务,还提供线索,破获了国民党特务潜伏的电台上百部。

但是,对于如何使用胡均鹤这样的人物,在党内始终存在着严重的分歧。1951年,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杨帆就为此作了检查,不久又停职检查,同时免去了胡均鹤情报委员会主任的职务,规定他脱下军装。胡均鹤回到家里心存疑惑地对赵尚芸讲:“看来共产党不相信我了。”赵尚芸回答说:“不会吧?你的历史,你所做过的一切,潘汉年都是知道的。你要经受得起考验!”

1954年9月,胡均鹤接到上级通知,说是要他去北京公安部汇报工作。没料到,他一到北京就被扣押起来,一关就是二十八年。1955年4月3日,潘汉年在北京出席全国党代会期间突然被捕,主要罪状有二:一是抗战期间背着党与汪精卫勾结;二是解放后掩护了以胡均鹤为首的大批中统潜伏特务和反革命分子。1944年底,国民党特务根据汪伪透露的情报曾向外揭露,说延安曾派李富春到武汉与日伪勾结,华中局曾派潘汉年到南京与汪精卫密谈“国共合作”的事。毛泽东指示有关方面找潘汉年核查,潘汉年没有交代,失去了一个机会。1945年潘汉年到延安出席中共七大,毛泽东曾单独找潘汉年谈话,了解他在对敌工作中的情况。毛泽东甚至问潘,为什么大家都称他叫小开,但据尹骐在《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一书中称:潘碍于知识分子莫名其妙的面子,又没有向毛泽东交代,再次失去了一个机会。就在毛泽东接见潘汉年后不久,1945年2月23日,由毛泽东批发,刘少奇、康生共同署名的电报发给了饶漱石,电报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汉年1939年自延安出去时,中社部曾要他设法争取和利用李士群在敌伪特务机关内为我方作情报工作。香港沦陷汉年到沪后,潘曾经过袁殊关系与李士群在上海会面一次,进行过争取工作。此事在事先事后潘均电告了延安中社部,而且当时上海党负责同志刘晓也知道的。以后潘由沪撤至华中时,华中局决定派遣他到南京与李第二次会面,此事你们都晓得。至于敌伪及国民党各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等,完全是造谣污蔑。在利用李士群的过程中,汉年也绝无可怀疑之处,相反的还得到了许多成绩。这类工作今后还要放手去作,此次汉年来延安,毛主席向他解释清楚。

(二)刘晓、汉年由沪撤退至华中时,确系利用李士群、徐汉光(即刘毅)的关系作过掩护,当刘晓到延安后即向中央讲了敌后交通工作常常利用敌伪关系,许多华中干部由彰德至集总,也是如此。

(三)国民党中统局经常制造谣言说延安派李富春、华中局派潘汉年到南京与敌伪勾结,又常造谣说汉年已被华中局扣押,极尽造谣挑拨之技,望告情报系统的同志千万勿听信此种谣言致中敌人奸计。(张云:《潘汉年传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271页)

全国解放以后,潘汉年在上海担任常务副市长。1955年3月15日,他和陈毅、柯庆施等六人从上海到北京参加中共代表大会。4月1日,毛泽东借“高饶事件”再次号召中央高级干部向党交代自己未曾交代过的历史问题。潘汉年、胡均鹤均已去世,笔者无法采访;以后胡均鹤释放回家,但已老年痴呆,但大胆推理一下,依照胡均鹤的经历与性格,作为唯一一个还活着见证“潘汪会面”的证人,一定会向有关方面交代得清清楚楚。潘汉年心里是明白这一点的。自从胡均鹤被抓以后,潘汉年一直忧心忡忡、郁郁寡欢。于是4月2日,他将自己这一段经历写了一份材料交给陈毅。陈毅自觉事大,连夜将材料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勃然大怒,亲自下令公安部长罗瑞卿带人前去宾馆逮捕潘汉年,并在材料上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以后潘汉年案审查了两年多,一切都已水落石出,尤其是潘汉年与汪精卫会面一事,更是调查得清清楚楚,但潘汉年还是一直被关押。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以及1962年1月30日在中央七千人会议上作报告时,都提到了潘汉年,说“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于是先判十五年,后加判无期徒刑。

潘汉年的两大罪状都与胡均鹤有关。殊途同归,这样两个有着完全不同经历的历史人物,却在同一座监狱里度着各自的余生。

1982年,潘汉年的冤案终获平反,可他和夫人董慧却早已长眠在九泉之下!此刻胡均鹤仍在囹圄之中。他还翘首以待着潘汉年来替他作证,将他拯救出去。1983年胡均鹤走出监狱,他是因年迈体衰而保外就医的。胡均鹤的儿子向法院提出申诉,法院经过审理,终于替他平反,肯定了他为人民所做过的一切。胡均鹤作为离休干部(因为他是1949年4月反正参军的,而且参军后有重大立功表现)被安排在上海市公安局老干部处,一直到1993年3月病逝。

胡均鹤是怎样一个人,他的一生又是怎样一种思想在支配着他?人们不得而知。他留给世界的只是一条尴尬而又曲折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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