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英国首相为发动鸦片战争找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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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19 11:28:35    来源:澎湃新闻网 参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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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李阳,原题:《英国首相︱帕默斯顿:鸦片战争始作俑者,80岁的风流首相》

巴麦尊(Palmerston,即帕默斯顿)在英国历届首相中知名度不算高,但若翻开历史教科书,就会发现这个名字和鸦片战争紧紧联系在一起。作为1830-1834、1835-1841、1846-1851年间的英国外交大臣,1855-1858、1859-1865年间的英国首相,帕默斯顿是英国政坛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担任首相的时间并不算长,两届任期加起来一共十年,远远比不上沃尔波尔、小皮特等人。但是,说起那个时代,英国人无一不会想到他,长达58年的政坛生涯让他在英国内政外交的历史上都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菲利普•圭达拉(Philip Guedalla)在为他写的传记中说:“帕默斯顿一死,十八世纪的最后一支蜡烛便熄灭了。”

今年适逢帕默斯顿逝世150周年,他的一生充满争议。有人说他不尊重议会,在他死后议会才迎来春天;有人说他把持朝政四十年,独断专横。无论如何,帕默斯顿的政绩是耀眼的:赢得克里米亚战争、保护印度的贸易航线、为意大利统一助一臂之力、消灭奴隶贸易、解决印度起义、建立埃及的总督制(Khedivate of Egypt,1952年埃及独立后被废除)、在比利时建立宪政体制(延续至今)……对一个执政到80岁的耄耋老人来说,这岂止能用“不错”来形容?他并非唯一一位在任期内去世的首相,但却是唯一一位以81岁高龄在任期内去世的首相。他把自己的青壮年乃至暮年的一生都全部献给了他衷心热爱的英帝国。他视英国为世界上最好的国家,穷尽生命维护她的利益。曾有一位法国的外交官员向他恭维表态:“如果我不是法国人,那我一定希望自己是英国人。”帕默斯顿冷静地回应说:“当然了,如果我不是英国人,我也会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英国人。”

专横的政治领袖?

作为第三代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Henry John Temple)出生于1784年,正是漫长的十九世纪将要揭开序幕的时间。他并非嫡出,乃是庶子,不过因为是父亲的长子,所以继承了坦普尔家族的爵位。这个爱尔兰的望族从英国中部的沃维克郡发家,在都铎王朝时期迅速崛起,后来在爱尔兰获得大片土地让整个家族都有了爱尔兰背景。或许也是这样的背景让这个家族的第三代子爵从小就性格强硬。

无论是作为外交大臣还是首相,他都不允许别人质疑他的权威。他在外交部的统治专制集权,不容同事们半点插手。他曾说过:“要记住,外交大臣必须牢牢追随他所属的内阁的政策,但他也可以有些空间去处理自己办公室的基本事务,不用事无巨细地写下来供别人批评议论。”

这种专横的性格让不喜欢他的人们对他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后来的英国首相迪斯雷利称他是“老黄瓜刷绿漆”(an old painted pantaloon),托利党称他是“帕默石墩”(pumice-stone)。就连维多利亚女王也不放弃这个愚弄人的机会,和丈夫一起给他起了个德国外号pilgerstein(或许可译为“朝圣的石头”)。

诚然,曾做过帕默斯顿顶头上司的人物们大多都不喜欢他。他早年不算得志的政治生涯就是这一事实的佐证。利物浦伯爵(Earl of Liverpool)为了摆脱他,遣派他担任印度总督却被拒绝。乔治四世不同意戈德里克子爵(Viscount Goderich)提出让他出任财政大臣的建议。维多利亚女王不止一次跟罗素(Lord Russell)抱怨说她总有一天会受不了帕默斯顿,非要他辞职不可,因为他连女王的话也可以当作耳旁风。虽然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把外交政策的草案交给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丈夫爱尔伯特亲王过目,但对后者给他的修改意见,他永远置若罔闻。如果催促得急了,他就阳奉阴违,当面答应说要改正,然后还是照旧执行。

尽管如此,仍然有许多人钦佩他为现代英国外交体系的奠定所做的努力。要知道他可是以七十岁的高龄第一次登上英国首相的宝座,至今也保持着英国首相初次就职时最高龄的纪录(离任时亦是最高龄)。出任首相前他先后在战争部工作18年,在外交部工作21年。他毫无疑问是英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外交大臣之一。

他对外交的理解,可浓缩为那句广为人知的“没有永恒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在他眼中,英国的利益是外交政策的首要考量。作为一名长于外交事务的政治家,如果没有坚定的爱国立场,纵然再丰富的外交知识和外交经验都是空谈。当有人断言帕默斯顿是欧洲当时唯一理解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问题的专家时,他回应说:“懂得石-苏问题的人只有三个,一个死了,一个疯了,还有一个是我,但我忘记了。”

“帕默斯顿的鸦片战争”

了解帕默斯顿对英国的情感之后,或许我们可以重新解读他在鸦片战争中的所作所为。1840年4月9日,英国议会下院在长达三日的辩论后以271票对261票的优势通过发动对华战争的决定,帕默斯顿毫无疑问是这一决定的主推手。格拉斯通直接称第一次鸦片战争是“帕默斯顿的鸦片战争”。帕默斯顿在议会辩论时反复强调中国的境况是如何的蛮荒悖逆,林则徐的行为又是怎样的不通情理,这对英国法律和国际法都造成了破坏和损害,因此英国出兵是要“拨乱反正”,是要表明英国的“是”,纠正中国的“非”。

这种建立在偏见之上为战争行为正名的言辞并非帕默斯顿的发明,关键在于当时英国的大部分议员也乐意戴上这副有色眼镜去审视中英关系之间的形势。在讨论英国对华输出鸦片的行为归根究底不道德之时,不少议员都提出,买卖存在的前提是市场的需要,言下之意既然中国人要买,英国人负责卖怎么就有错了呢?帕默斯顿子爵直言“英国人为什么要承担中国人的道德问题?他们要买别人都禁止买卖的东西,难道还是别人的责任吗?”

对于靠着鸦片发家的英国商人,这个答案自然是否定的。英国要不要为买家实际存在的对鸦片的需求而承担道义责任,视乎这一责任的代价有多大。1840年9月,伦敦东印度公司委员会与中国联合会(The Committee of the London East India and China Association)的主席在写给帕默斯顿的信里提到,所有运往中国的货物都经过议会的批准,他们了解所有货物的去向、物品内容乃至细枝末节,因此现在“要把这盆脏水扣到商人们头上可并不合适”。

除了经济利益,英国的荣誉也在这场辩论中被反复提及。帕默斯顿称“必须采取措施证明英国国旗的荣耀和王室的尊贵”。议会里蔓延着“如果我们屈服于中国的羞辱,那么英国今后的政治走向将会威严扫地”这样的论调,满是“英国一定会参战,这样她的臣民才能满怀信心地仰视那面胜利飘扬的旗帜,知道他们的祖国不会屈服于失败和羞辱”这样的声音。帕默斯顿的确是促使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关键人物,但即便没有帕默斯顿,鸦片战争仍然会发生。我们自然不必为历史人物开脱,但我们必须看到,鸦片战争是摆在这位政治家面前的唯一选择。如果发动战争于英国是有利的,那么他并不在意自己是否背上了战争的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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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鸦片战争 英国 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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