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干政与土耳其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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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8-15 10:00:50    来源:凤凰网历史 参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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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土耳其的民主化与日本、韩国几乎同时起步,属于第二批民主化梁朝过程中的一员,由于奉行模式不同,国际社会称其为土耳其模式。因为土耳其的民主化道路与土耳其欧盟之旅交织起来,具有了新的维度。土耳其的民主化也存在一系列严重问题,军人在土耳其政治中一直扮演着关键角色,考验着土耳其人的政治与智慧。军人政治的深层原因在于,历史赋予土耳其军队作为宪法和国家保护神的使命,民主政治却要求军队远离政治,二者之间难以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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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国旗 资料图

本文为作者赐稿,作者:李秉忠,原题:军人干政与土耳其民主政治

一 学术史综述

土耳其属于第二批民主化浪潮国家中的一员,也就是说土耳其的民主化与日本、韩国几乎同时起步,由于奉行模式不同,国际社会称为土耳其模式。土耳其的民主化道路,因为与土耳其欧盟之旅交织起来,具有了新的维度。然而事实是,土耳其的民主化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系列严重问题,西方对土耳其的民主褒贬不一,不乏持续、激烈的批评。军人在政治中的作用,民主与少数族裔权利,民主与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经常成为西方指责、诟病的对象,土耳其人自己也百口难辩。军人政治的深层原因在于,历史赋予土耳其军队作为宪法和国家保护神的使命;民主政治却要求军队远离政治,二者之间难以兼容。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次军事政变,即1960年、1971年、1980年的“古典”军事政变,以及被戏称为“后现代性”的1997年军事政变,也就是说土耳其几乎每十年发生一次军人干政。政变成功之后,军方往往会有一些大的整顿行为,主要是宪法的制定或修改。如1960年军事政变后制定1961年宪法,1971年军事政变后颁布宪法修正案,1980年军事政变后出笼1982年宪法。宪法乃国家根本大法,土耳其军方主导下的制宪和修宪暗含着矫正过去规划未来之深意,影响之大,不言而喻。

亨廷顿将土耳其民主界定为民主的第二次回潮,并勾画了土耳其民主政治与军队之间的关系:“土耳其军人在1960年推翻了本国的文官政府,又于1961年把权力还给选举产生的政府,在1971年的一次‘半’政变中再次干政,又于1973年把权力还给选举产生的政府,然后在1980年实行了全面的军事接管。”

军队在土耳其政治中的作用有历史成因,土耳其素有军人民族之称,军队成为土耳其的国中之国。艾哈迈德认为共和国时期的土耳其军队,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1923年,凯末尔主义者制定法律,将军队排除于政治之外;1923-1945年的土耳其为一党制国家,军队是其中一个部分,军队和党派间没有冲突;1960年始,军队过度郑智化,深深地卷入政治。也就是说,军队的政治化与土耳其民主化进程有密切关系。军队发展的一个关键性标志是,建立了军队财产实体——武装力量共同基金。军队逐渐成为发展中资本主义的保护者,放弃了凯末尔主义性质的国家主义,土耳其军队的性质和角色悄悄地发生了革命。20世纪90年代开始,与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的入盟谈判相伴随,军队被迫一定程度上放弃在政治上的主导权力。

亨利·巴克指出,历史表明,外部的事件和权力不仅影响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也影响国内政策,必须从边缘性的位置和易受攻击性出发理解土耳其困境,土耳其的欧盟成员资格成为解决土耳其易受攻击性的政治和经济上的方案。学界的一个共识是,土耳其民主只所以举步维艰,与土耳其从奥斯曼帝国继承的强大中央集权和精英传统有密切关系。多德认为,现代土耳其政治很大程度上受奥斯曼传统的影响。凯末尔主义的革命主要是文化上的,并未打断中央的政治传统。1946年向民主的转变,也没有损坏先前的“非民主”制度和政体。奥斯特兰德认为,凯末尔主义是土耳其欧盟资格的障碍,原因在于其过于看重国家的统一、民族文化的一致、支持国家主义、为军队设置了一个过于重要的角色、对宗教采取僵硬的态度等。土耳其现在需要的不是凯末尔主义基础上的国家建制,而是欧盟民主基础上的自由、民主国家,国家、少数群体和个人利益在这样的制度中一定程度上取得平衡。乌尔特·齐兹认为,土耳其议会民主的两个特点分别是,政治生活中军队的可怕存在;土耳其国家末了的欧洲认同夙愿。可见,土耳其的地理位置、传统以及共和国成立之初对国家政体的设计,使得军队成为土耳其强国家传统的一个部分,在议会民主制中占有特殊地位。

关于军人干政与极端伊斯兰主义势力抬头的问题,很多观点认为,军队干政使得温和的伊斯兰主义丧失立足之地,客观上助长了极端伊斯兰主义势力的抬头。多德却持有相反观点,在其专著《土耳其民主危机》中,多德以1980年军队干涉政权来举证,重点分析军队在土耳其民主政治中的作用。他认为土耳其民主从未经历过崩溃原因有二:其一,军方干涉的目的在于重建民主政府;其二,政变之后政权和平地奉还给民主政府。拉格奥马尔也强调军队在土耳其政治中的作用,批评西方的虚伪。关于土耳其政治中的军事政变,关键还在于考察政变的动机,究竟是为了维护凯末尔主义还是出于权力平衡的考虑,更为深层的乃是军方所维护的凯末尔正义与真正的凯末尔主义之间距离究竟有多远。费斯·奥兹图尔克通过考察军事干涉和土耳其宪法之间的关系,特别关注文官-军队之间离时性的顺序,由此分析了土耳其民主的不稳定性。在此基础上,他提出这样的观点:所有军事政变的理由都是维护凯末尔主义,但真正的原因是维护权力之间的平衡,防止损害军方权力。就土耳其军队干政的原因,中国学者陈德成认为:1960年主要是军队反对民主党政府实行独裁统治;军队第二次干政与多党制造成的混乱局势密不可分;土耳其第三次政变与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恶化有直接的关系。就军人干政而言,陈德成认为军人干政既有正面的影响,又有负面的影响。金宜久先生却认为,军方无法制止伊斯兰复兴,反而使之在社会深层得到发展。表面上,军事管制、军人政权遏制了宗教的发展。其实,伊斯兰教并非强力可以控制。关于军人干政趋势,有土耳其学者撰文认为土耳其文官政府和军方的关系正在发生范式转变,即由传统的社会与军方直接联系,将政治置于其次,转化为社会相信政治,并将军队置于其次,这一范式转变也就意味着军人干政可能终结。土耳其军人干政与民主政治之间关系复杂,发展趋势中尚有许多不确定因素。

二 土耳其式的军人干政

土耳其二战之后开始了步履蹒跚的民主政治,军人干政与民主政治相伴随。20世纪60年代,土耳其政坛发生的主要变化是民主党对反对党的打压,导致土耳其社会秩序失控,几乎发展到内战状态,军方乘虚登上政治舞台,军人政治自此成为土耳其民主政治的特点,甚至可称为顽疾。土耳其20世纪70年代的主要特征是,经济危机频发和社会暴力成对,政治上随之经历了不稳定的联合政府阶段。政党间以及它们各自的选民间冲突不断,发展到必须由军人维护秩序的局面。公认原因有二:第一,1961年的宪法自由度过大;第二,反共产主义的需要为极右政党和伊斯兰主义政党登场创造了条件。20世纪80年代初,土耳其政治几乎失控,症结在于70年代的自由化经济对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社会中被边缘化的人物很容易卷入极端性政党。1980年9月,军队再次干政并将国家置于军事管制状态。军方不信任原有的政治家和宪法,将自己定位成国家和主权的最终保卫者。费斯·奥兹图尔克认为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文官政府在处理国计民生问题上的重大失误,也从反面强化了军队在土耳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事实上,土耳其经济通货膨胀率长期居高不下,一直在60%左右徘徊。这也是军方不信任政治家和文官政府的原因之一,每隔十年的军人干政往往以国内经济表现差为理由。土耳其政坛1997年又发生了“后现代性”的军事政变。军事政变频仍,但政变之后政权合乎回归于文官政府,或者说,国家摇摆于试验性的民主与军事控制之间,成为土耳其民主政治的一个特点。

政变之后,军方往往要在国家制度中加重军队的色彩,成为土耳其式政变的第二个特征。军方政变后在推行一些重大调整措施后,如修正宪法,还政于文官政府。1961年军事政变后设立了军人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为军人合法地控制议会和影响政治提供了制度化渠道,表明军队在政治生活中一定程度上扮演文官政府的角色具有合法性。文官政府没有置军队于控制之下,导致了有时军队举行大规模军事行动,政府却浑然不知。关于宪法,费斯·奥兹图尔克一个颇有见地的看法是,土耳其的宪法实践由精英阶层所完成,民众并没有参与宪法的制定过程。宪法制定的这一特点一直延续到现代土耳其。军人政治就是土耳其精英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归根究底在于土耳其不存在民主文化,民主在土耳其找不到适合自己生存的土壤,例证之一是在土耳其的法规范围内,没有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的生存空间。同时作者指出对欧盟成员资格的争取,将提供给政府实行自己议程的工具,从而摆脱军方操控。从宪法中削减军队的强势地位成为其民主化未来道路的应有之义。

每次军事政变都打着维护凯末尔世俗主义的旗号,成为土耳其式军事政变的第三个特点。军队经常打断土耳其的民主历程,却被视为世俗主义国家的“守护者”和政治命运的操控者。军队宣称干政的目的是维护世俗主义,每次军人干政都要对凯末尔式的世俗主义进行修正,土耳其在1960年、1980年连续两次调整世俗主义,1997年2月28日对土耳其的世俗主义进行了第三次修正。这种修正得以完成的原因在于,军事政变后出现了新的精英阶层,他们更多地表达传统社会、传统的民粹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声音。通过这种修正,世俗主义开始接纳伊斯兰教。1960年军事政变的领导者杰马勒·古尔塞勒一方面阻止宗教为政治所利用,另一方面又鼓吹真正的伊斯兰,以此来论证其军事-政治的合法性和防止共产主义的传播。他指出:“宗教不是我们落后的原因,根源在于那些以错误的形式将宗教呈现给我们的人”。这样一种态度在1971、1980和1997年军人干政中也很突出。1982年宪法在小学和中学教育中引入义务性宗教教育课程。社会中可以听到伊斯兰知识分子的声音,政治舞台上伊斯兰政治家粉墨登场,最后出现了伊斯兰民主政治,这就是土耳其当下的政治局面。伊斯兰主义在政治上获胜的原因在于扎根社会,并在民主化过程中得到驯化,吸取了许多教训。宗教已经成为土耳其政治大厦中的重要支柱之一,军人也无法撼动,只能顺势而为。到目前为止,土耳其军队在民众心目中享有极高地位,很多情况下军人干政得到民众的拥护。根据调查,85%的土耳其人信任军队,71%的相信警察,61%的相信法庭,54%的相信议会,只有49%的相信政府。土耳其民众并不认为军人干政是土耳其民主的倒退或停滞。

悖论在于,土耳其民众心目中维护稳定,保护凯末尔主义的军事政变,在西方看来是粗暴的军人干政,是西方批评土耳其民主的靶子。民主政府对军队的控制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之一,土耳其模式却在挑战这一原则。因而1980年土耳其军事政变之后,欧盟冻结了与土耳其的联系协定,理由是欧盟不与非文官政府建立关系。1981年4月10日,欧洲议会斥责土耳其议会为“持续瘫痪的民主”,并威胁说:“如果刻不容缓的民主机制和实践不能在两个月内迅速恢复,那么欧盟将立刻中止与土耳其的合作。”1997年2月28日的“后现代”军事政变为欧盟拒绝土耳其提供了恰当的理由,还有什么比“土耳其由军人统治”更好地拒绝土耳其入盟的理由呢?西方开列的当今世界政治化的军队榜上,土耳其也名列其中。军队在土耳其政治中的存在必须从土耳其的政治,外交文化,特别是土耳其历史中寻根溯源。

第一,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共同塑造了土耳其军人影响政治的传统。土耳其国土的主体部分在地中海东岸,地中海乃欧洲的内湖;土耳其北部扼守着黑海海峡,后者在历史上是俄国和苏联苦苦追逐的出海口,土耳其在欧洲部分的领土更是处于素有火山之口之称的巴尔干,其东部邻居是冲突频频的中东地区。上帝将土耳其置于这样独特的战略位置的同时,对土耳其军队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军队由此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奥斯曼帝国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国家权威等同于军事权力,奥斯曼帝国时期苏丹、军队和宗教权威就是整个政府,可以想象军队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苏丹、哈里发被废后,军队的重要性更显突出。一战爆发后,仅俄-土就经历了十次战争:1677-1681、1687-1700、1711、1736-1739、1768-1774、1787-1792、1806-1812、1828-1829、1853-1856、1877-1878,军队的强势地位历史地形成,帝国强大与衰弱、存在与灭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队的表现。

奥斯曼帝国军队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一直影响到现代土耳其。现代土耳其军队的前身是英勇的国民军,由《色佛尔条约》到《洛桑条约》的转折验证和强化了土耳其文化中的军人特色。土耳其人经常讲“水可以睡觉,土耳其人却不可以睡觉”。这一切集中体现为土耳其的“色佛尔条约”综合症——土耳其人对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的高度敏感,这又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军队在土耳其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这一敏感性使得军队并不仅仅满足于政策执行者的角色,而是试图充任政策制定者。军方在许多政策领域相当活跃,军方在国内安全事务领域的影响并不亚于其在国际安全政策领域的影响。军队成为国内政治中一股强大的力量,民族团结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在1973年这样写到:“军官除了作为专业阶层之外,还是一个阶级,正像有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一样,我们有一个军官阶级。”该阶层干涉政治的主要手段是周期性地发动军事政变,他们认为土耳其1876年的革命本质是一次军事政变,自己以其继承者自诩,1876年革命成为日后军事政变历史合法性的源泉。1908年青年军官政变顺理成章地诉诸于历史上的先例,是1876年军事政变的重演。伯纳德·六恩斯将其定性为军队叛变导致一次革命。青年军官们所关心的基本问题是存亡,也就是他们和他们的先人为之服务的那个奥斯曼帝国的存亡。军队陷入政治的泥潭。纵观土耳其从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共和国建立的历史,军队足迹随处可见,奥斯曼帝国时代军方就是帝国行政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土耳其共和国的前十任总统中,六任是军人出身。军人在土耳其共和国的特殊地位,使得其可以全方位地影响了土耳其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这与西方军人所具有的保守性,形成鲜明对比。

第二,土耳其其在由权威主义转变为虚弱的多党民主制国家过程中,政坛上新党层出不穷,小党林立,很难形成成熟、稳定的政党制度,极易导致内阁的不稳定和政局动荡,妨碍了政策的有效性和延续性。土耳其政党制度传染性的碎化和易变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主在土耳其土地上的制度化进程,军队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恢复、维护社会秩序的角色。换言之,土耳其迄今为止尚未形成成熟的政治文化,主要表现就是宪法法院不时取缔政党,以及不断上演的军人干政。1950年民主党在选举胜利之后,对议会制度和对反对党的打压,直接导致了1961年的军事政变。20世纪50年代成为土耳其民主发展史上的分水岭,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发展到必须由军人收拾残局的境地。另外1961年军人互助协会建立后,全军8万名军官10%的薪水作为基金,直接投入经济领域中最易获利的部门。互助协会在很短时间内发展为拥有巨额资产的大型企业集团,被人戏称为与国营经济、私营经济并列的“第三经济”。这样军队自觉地维护国内政局的稳定和巩固,也是自身的经济政治利益使然。主观上,军队对自己的使命和利益的界定,客观上,土耳其民主化过程中的失误,使得土耳其军队很难置身于政治之外。

20世纪70年代是土耳其民主史上破碎的联合政府时期,主要表现为不稳定的政治政党、不稳定的联合政府、政治的两极化以及政治人物在不同政党之间的频繁流动。土耳其政党不断改名换姓,即一个政党在被关闭后换名登记,摇身一变成为新的政党。单就亲伊斯兰政党而言,厄尔巴坎1970年创建民族秩序党,1971年宪法法院取缔该党。厄尔巴坎在1972年建立民族救国党(NSP),并于1973年获得11%的选票后参加了人民党为主的联合政府,成为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首次获准参政的伊斯兰政党,民族救国党亦因与世俗主义的政治原则抵触而于1981年遭到宪法法院的取缔,繁荣党继承了其衣钵。1997年宪法法院关闭繁荣党后,厄尔巴坎又建立了贤德党。上述亲伊斯兰政党党魁皆是厄尔巴坎,直到1998年宪法法院禁止竞逐党魁。后来的正义发展党就是繁荣党的一支。据统计,1983年以来,土耳其有23个政党被取缔;许多政党领导人也有被最高选举委员会裁定为不适合参加选举的经历。事实证明,土耳其宪法中为防止党派过于碎化而制定的党派参政的10%门槛制度,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参选的政党数目呈上升趋势。政党数目过多,名字频繁变换是土耳其民主政治不成熟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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